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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王朝在战争中能否长久维持其统治，通常是由两个阶层决定的：一是底层的劳动人民，二是上层的统治阶级。 对于底层的劳动人民来说，从汉朝末期到曹丕篡汉的这段时间，战争与纷争几乎成了常态。整个国家陷入了战乱的漩涡，百姓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。汉朝四百多年的统治刚刚结束，民众的情绪自然充满了对新政权的不安与怀疑。曹魏的建立并没有立即带来稳定的局面，相反，民众深受战争煎熬，百废待兴，彼时百姓对权力的变化无疑充满了恐惧和无力感。
上层的统治阶级则主要由两股力量构成：一是勋贵集团，另一则是士族群体。曹魏自创立以来，强调“能力至上”，这意味着只要有足够能力的人，便能获得重要职位。以司马懿为例，他不仅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得到曹魏的重用，还能轻松超越许多资历更深的老将，如张郃。与此同时，士族在曹魏时期的地位受到挑战。汉朝时期的“孝廉”选官制度，使得权力和官职多由士族内部流动，士族几乎垄断了政府权力。到了曹魏，经过“唯才是举”政策的推行，士族的家族特权开始动摇。而曹魏推行的“九品中正制”，试图进一步限制士族的权力，使得权力的分配更趋向平民化和能力化。 士族能够一直享有统治权，背后主要是他们掌握了知识传播的垄断以及强大的家族经济力量。在当时，这些资源几乎是不可替代的。随着曹魏对士族的逐步打压，士族失去了对曹魏的支持。而当司马家族能够代替曹魏的统治时，士族并未出面捍卫旧有政权，最终导致曹魏成为三国中唯一一个被士族与权臣完全取代的政权。 要想获得士族的忠诚，孙权的东吴就给出了一个绝佳的例子。东吴将士族直接转化为贵族，东吴后期的当权者几乎都是士族成员，忠诚度自然不同寻常。即便东吴在后期出现了激烈的内乱，皇权旁落的局面也比曹魏更为严重，但由于东吴给了士族巨大的权力与利益，士族并未在名义上取代孙氏的统治，反而在动荡中为孙氏政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。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，许多政权未能获得士族的效忠，尽管有些政权的形势比曹魏更为严峻，但实际掌权的时间却比曹魏长得多。其原因在于，这些政权依靠的是勋贵阶层的支持。勋贵集团的忠诚度毋庸置疑，因为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与当权者的密切关系，而非个人的才能或功绩。例如，曹爽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将军，并非凭借其军事能力，而是因为他是曹家人。 然而，曹魏的勋贵集团与其他政权有所不同。像张郃这样的军事将领，虽然能力出众且为曹魏打下了重要战果，但在曹魏的权力结构中，他并不被视为顶级勋贵，能真正掌握军权的始终是曹家和夏侯家族。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使得外姓的将领只能在战争时期担任前锋，不能在中军大将的位置上真正立足，曹魏的权力始终被诸曹夏侯的家族牢牢把控。 勋贵集团之所以通常由多个家族组成，并非偶然。这些家族依附于皇权，他们与统治者的关系密切，通过施恩于下层群体来巩固自己的统治。例如，蜀汉在面临夷陵之战几乎灭国的危机时，能够依靠将权力下放给下层士族和地方势力，从而重振元气。而曹魏在第一代勋贵退场之后，逐渐失去了对勋贵阶层的控制，只能依靠士族来维持统治。然而，士族的反抗最终无法得到有效遏制，曹魏也因此失去了政权。 过度依赖曹家和夏侯家的统治，导致了曹魏政权出现了“人才断层”的严重问题。曹魏在早期就显现出了这种问题，像曹真和曹休相比，已经无法与诸葛亮、陆逊和司马懿等人匹敌。而随着夏侯尚去世，曹魏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已经无法得到有效补充，最终导致司马懿发动政变，曹家不得不束手就擒。 如果曹魏能够吸纳更多的家族，培养更多的人才，而不是单纯依赖一两个家族，那么他们的政权格局可能会有不同的结局。整体而言，曹魏的政权稳定性较差，尽管曹操和曹丕等威望极高的君主在位时，政权能够维持一定的稳定，但随着君主威望的逐渐下滑，曹魏的制度缺陷暴露无遗。 最终，曹魏虽然拥有三国中最强大的实力，但却在实际控制上最早灭亡。因为统治并非仅仅依靠个人威望，更依赖于自下而上的支持。任何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在选择核心力量时，不能单纯考虑将权力交给谁，还必须考虑谁能帮助他维持统治。曹魏显然在这方面失败了，他们依赖的宗室并未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支持，导致政权最终土崩瓦解。 发布于：天津市